2017年2月，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2號機組內部暴露出有高達每小時650希沃特的高輻射量，這引發國際社會對久拖不決的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後續處理工作的高度憂慮。福島核事故已經過去六年多，但福島第一核電站的報廢工作依然困難重重，如何取出機組安全殼內的核殘渣成為最大難題。
2017年3月11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出席東日本大地震六周年紀念儀式上承認目前還有12萬災民過著 不自由 的避難生活，而災民無法返傢的主要原因是擔心核污染。與此同時，日本東芝公司旗下的核電子公司西屋電氣預計2016財年全年虧損額可能達到創紀錄的1.01萬億日元。為此，東芝公司不得不啟動西屋電氣的破產程序。西屋電氣曾是東芝海外核電業務的重要組成部分，西屋破產將給東芝帶來很大的震動。從核污染到西屋電氣啟動破產程序，日本的核能動向繼續引發國際社會高度關註。
安倍執政後日本核能的發展現狀
2011年3月福島核事故發生後，日本絕大部分核電站陷入停滯狀態。不過，安倍晉三執政後開始逐漸重啟核電站。2014年4月，安倍內閣通過《日本能源基本計劃》，明確認為核能是 基幹 能源。理由是，核能屬於穩定供給、高效率、運營成本低、零排放二氧化碳並能對日本能源結構做出重要貢獻的一種能源。
2015年8月11日，日本九州電力公司重啟瞭川內核電站1號機組核反應堆，該機組是福島核事故後日本首個通過審查而重啟的核電站，日本就此告別瞭國內所有核電機組停運的 零核電 時代。同年11月17日，川內核電站2號機組結束瞭原子能規制委員會的最終檢查，正式進入商業運轉。2016年8月22日，日本四國電力公司宣佈伊方核電站3號機組開始滿負荷運轉。2016年年初，關西電力公司高濱核電站3號和4號機組也先後重新啟動。
安倍內閣在國內悄然重啟核電站的同時，不失時機地積極開展核電外交。2015年11月13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土耳其出席二十國集團（G20）峰會期間，與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舉行瞭會談，安倍對日本協助建設土耳台中中古餐飲設備其錫諾普核電站的穩步推進進行瞭確認。日土雙方還商定，日本積極參與土耳其國內核電站等基礎設施建設，並通過促進兩國高層交流等深化經濟合作關系。
2016年11月11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訪問日本的印度總理莫迪就日本向印度出口核能進行瞭洽商。隨後，日印兩國首腦簽署《日印核能協定》。2016年12月22日，日本經濟產業相世耕弘成與訪日的英國商務、能源與工業戰略部大臣格雷格 克拉克舉行會談，雙方在 報廢反應堆和去污 研究與開發 安全性 新建核電站 等四個項目上強化兩國合作達成一致。2017年4月5日，日本日立制作所宣佈，已就其在英國開展的核電站項目向英國原子能管理局申請建設和運營許可並已得到受理，若能通過審查獲得許可，日立計劃於2019年下半年動工，並在21世紀20年代上半期啟用1號機組。
2017年3月20日，到訪法國的日本首相安倍與法國總統奧朗德就繼續加強日法核能合作達成一致，兩國首腦見證瞭《有關日本經濟產業省與法國環境能源部就民用核能領域加強合作》協定文本的簽署儀式。該協定表明：日法將在核燃料循環利用、放射性廢棄物管理、核反應堆報廢、清除核污染以及加強核電產業方面的合作達成合作意向。
當然，安倍內閣的核電外交也非一帆風順，可謂有得有失。例如，2016年11月22日，越南國會以多數贊成票通過瞭一項政府決議案，以受福島核事故影響成本增加、財政緊張等為理由終止已由日本獲得訂單的越南首個核電站建設項目。越南的這一決定對於將核能出口作為經濟增長戰略重要一環的安倍政府而言是很大的打擊。
日本重視發展核能的深層原因
在距離福島核事故發生不過六年時間、福島核事故的後續處理工作仍舊處於千頭萬緒的情況下，許多日本普通民眾以及不少政壇要人都堅決反對核電站的重啟，國際社會也對日本核能政策的走向懷有很大的擔憂。然而，日本安倍內閣不為所動，頂住重重壓力，繼續重視發展核能。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繼續重視核能可以有效減少發電所需的化石燃料費用。受東日本大地震影響，日本的貿易收支自2011年出現逆差以來已經連續四年未有改觀。其主要原因在於核電站長時間停運導致火力發電所用燃料進口額居高不下，再加上日元貶值，總進口額日益膨脹。在福島核電站事故發生以前，日本約30%的電力需求依靠核能。2013年9月，日本國內全部核電站停止運轉後，日本化石燃料占發電來源構成的比例由福島核事故之前的約62%（2010年度）增加到2013年度的約88%，這個水平甚至比20世紀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機時期約76%的占比都高。核電停運後，支撐火力發電的化石燃料的費用2011年度為2.3萬億日元，2012年度為3.1萬億日元，2013年度為3.6萬億日元，2014年度為3.4萬億日元。2014年度3.4萬億日元的化石燃料費用，相當於每個日本國民一年要負擔3萬日元。
第二，繼續重視核能可以滿足日本經濟界人士的要求，以使日本經濟盡快恢復景氣。早在2013年2月，由30名日本經濟界人士和專傢學者組成的 能源?原子能政策懇談會 ，就向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提交瞭 重新構築負責任的原子能政策 的建言，建議重啟核電站。在日本所有核電站停運的2014年度，東京電力等擁有核電站的九傢日本電力公司維護和管理核電站的費用總計約為1.4萬億日元（約合人民幣720億元）。維護及管理方面的資金負擔較重也是各大電力公司爭取早日重啟核電站的原因之一。九傢電力公司在有價證券報告的 原子能發電費 部分公佈瞭核電相關支出，東京電力公司耗資最多，達5486億日元，主要用於維護福島第二核電站和柏崎刈羽核電站（東京電力公司將福島第一核電站主要反應堆報廢費用寫入另外項目中）；其後依次為關西電力耗資2988億日元、九州電力耗資1363億日元。各大電力公司無法在停運的核電站上確保盈利，如果重啟核電站，可生產大量電力，還可以降低依賴火電的比例，從而改善經營業績。
第三，繼續重視核能是為進一步開展核電外交做好準備。福島核事故前，核電是日本出口的一個支柱產業。福島核事故的發生，使日本引以為豪的 核電安全神話 破滅瞭。為瞭重拾國際社會的信任，贏得核電出口訂單，唯一便捷的辦法就是逐步重啟通過安全審查的核電站二手餐飲設備估價，以此向國際社會證明福島核事故並不能代表日本所有的核電站都不安全，也不能代表日本的核電技術落後；隻有重啟和運行核電站，日本相關研發機構才有進一步改善與提升核能技術的動力，才能為順利出口核電而獲得有力的國內技術支撐。安倍再次執政後，向土耳其、沙特以及東歐與東南亞國傢大力推銷核電。如果沒有日本國內市場的支撐或者沒有日本國內安全穩妥運行核電站的話，那麼，日本向海外推銷核電技術就缺乏足夠的根據與說服力。
第四，繼續重視核能可為日本在國際社會樹立 減排大國 的 良好形象 服務。2015年12月，德國環境智庫 德國觀察 等團體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1次締約方會議（COP21）上公佈瞭對世界主要58個國傢和地區應對全球變暖政策的評估結果排名，日本位列倒數第四，屬於 不及格 。日本2015的排名較2014年下滑三個位次，有可能跌至最後一名。這主要是因為日本政府推進二氧化碳排放量較多的煤炭火力發電且沒有普及作為旨在減少排放量經濟手段的碳排放交易。如果日本火力發電繼續大量使用化石燃料的話，不可避免地會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減排 是國際社會共同的呼聲，日本作為經濟發達國傢，理應在 減排 上做出更大的貢獻。日本重啟核電站，可以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從而降低碳排放，這有助於在國際社會樹立減排的 良好形象 。
第五，繼續重視發展核能是為瞭維護日本國傢安全。早在2012年6月日本政府修改《原子能基本法》時，就有德國專傢指出，日本核電背後也深藏著 國傢安全鏈 ，該法提出 核能要為國傢安全服務 的詞句就表現出日本的這種曖昧。《沖繩時報》當時也稱，這是含有開發核武器意圖的重大語言修改。盡管各國都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權利，但日本的情況十分特殊，在《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規定的無核武器國傢中，日本是惟一具備商業規模後處理的國傢。以國際原子能機構定義的 可直接用於制造核武器的核材料 為標準，日本擁有47.8噸敏感度極高的分離钚，其中台中中古餐飲設備買賣有10.8噸存於國內。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曾宣佈實施 無剩餘钚 政策，但20餘年來，日本分離钚的總量不減反而增長瞭一倍。此外，日本還擁有約1.2噸用於科學研究的高濃鈾；美國已經反復要求並敦促日本歸還美方冷戰期間提供給日本的钚材料，這批核材料超過300公斤，其中大多數為武器級钚。此前，日本曾多次拒絕美國的催要，理由是需要這批钚用於快中子反應堆研究。
日本發展核能面臨的挑戰
首先，日本國內不同力量核電態度不一，對日本進一步發展核能形成瞭掣肘。一是日本在野黨如民進黨、共產黨和社民黨等，對日本發展核電基本上持反對或者謹慎態度。甚至一些前任首相，如菅直人、小泉純一郎與細川護熙等政界要人也對發展核電持反對態度。2017年1月27日，民進黨基本決定，準備制定 零核電基本法案 作為新的核電能源政策，爭取提前實現此前提出的 2030年代零核電 目標。日本民進黨能源環境調查會會長玄葉光一郎就 零核電目標 指出： 存在可再生能源與節能的技術革新，2030年代（目標）有可能提前實現。 二是日本許多普通民眾堅決反對核電。在福島核事故發生之後的幾年時間裡，日本各地民眾不斷舉行聲勢浩大的反對核電的示威遊行，而以著名作傢大江健三郎為代表的一些知名人士，近幾年來則不斷呼籲日本政府放棄核能。
其次，日本核電站建造成本很高，制約瞭日本核能的出口。日本政府正在推進面向海外的核電出口，但面臨著諸多挑戰。例如，在曾發生未遂武裝政變的土耳其，除政局不穩之外，還是地震多發國傢，因此抗震等安全對策很可能導致核電站建造成本高漲。曾決定引進日本核電站的越南在2016年11月撤銷瞭建設計劃，原因即在於建造費用過高。福島核事故後，日本政府強化瞭國內核電站的抗震抗海嘯能力，出口核電站若要滿足日本的安全標準，建設費用的大幅增加在所難免。土耳其已有俄羅斯企業承建的核電站項目，該核電站 地震晃動的估算值僅為日方的一半左右 。由於福島核事故給國際社會造成深刻負面印象，日企相關人士認為 日本核電站進軍海外十分困難 ，而日本政府相關人士也表示： 發展中國傢期待的不是昂貴的核電站，而是煤炭火電站。
最後，核安全文化不健全成為日本進一步發展核能一大障礙。福島核事故已經過去瞭六年，但是福島第一核電站的2號機組反應堆內至今仍舊存在著數量驚人的高輻射值（部分空間輻射量高達每小時650希沃特）。如此高的輻射值勢必會使2號機組反應堆報廢工作大幅延長，而在反應堆報廢工作遙遙無期的情況下，必然會拖累日本將來的核能發展戰略。其實，早在2012年7月，日本國會 福島核事故調查委員會 在匯總的調查報告中就明確指出， 福島核事故並非自然災害，明顯是人禍 ，福島第一核電站 曾處於無法保證可抵禦地震或海嘯的脆弱狀態 ，東京電力公司與作為監管部門的原子能安全委員會沒有做出必要的防災準備。福島核事故後續處理工作的艱難與漫長，深刻揭示瞭日本核安全文化構建的必要性與緊迫性。構建核安全文化需要從制度建設入手，明確運營主體與監管主體應負的責任，並且還要保證及時向公眾與媒體透露事實真相，而不是至今還對有關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背後的具體真相隱瞞或保持模糊說辭，無法給國際社會一個滿意與令人放心的答復。
小結
對本土常規化石能源極端缺乏的日本而言，發展核能似有一定必然性，但必須在健康、客觀及可控的范圍內發展。
首先，日本應向國際社會保證發展核能是為瞭經濟社會發展而尋求可靠的能源支撐，並且這種核能發展絕對是在和平與非核武器化前提下的和平利用。
其次，日本應向國際社會公開福島核事故的後續處理工作，並能讓國際社會相信日本具備處理核事故的能力，而不是至今仍讓國際社會無法徹底認清福島核事故反應堆內的具體情況，抑或仍舊讓國際社會難以相信日本政府與東京電力公司能切實承擔起解決福島核事故反應堆內高濃度的輻射值這一巨大問題。
最後，日本在向海外各國大力推銷核電技術的同時，應客觀理性看待海外核電市場的競爭狀況，而不應抱著 零和博弈 的非理性與不健康心態去看待其他國傢在海外贏得的核電建設訂單，更不能使出一些根本不具有建設性與合理性的手段去影響核電站建設國。例如，日本駐英國使館資助英國一傢智庫抹黑中國核電形象便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據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報道，日本駐英國大使館每月向英國智庫 亨利 傑克遜學會 （Henry Jackson Society）支付1萬英鎊經費， 而 亨利 傑克遜學會 則鼓動包括英國前外交大臣馬爾科姆 裡夫金德（Malcolm Rifkind）在內的政界人士詆毀中國的國際形象。裡夫金德承認， 亨利 傑克遜學會 曾與他聯系，並說服他為2016年8月刊載在英國《每日電訊報》上的《若讓中國參與欣克利角核電項目，中國將如何在緊要關頭關掉英國的燈》這篇文章署上他本人的名字，該文無端臆測中國 可能利用技術操控英國核電站 ，稱 沒有人知道有什麼秘密科技可能被引入來修建核電站。 此事件深刻暴露瞭日本等西方國傢對中國拓展海外能源市場抱有的偏見與嫉妒等不健康的心理，其抹黑中國形象的 齷齪 手段值得中國今後開展能源外交時高度警惕。（作者：龐中鵬，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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